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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土地礦產儲備中心全體干部職工深入學習《紅旗文稿》發表文章《新時代文化自信的歷史底蘊》(一)
2020-01-31 11:40來源:昆明市土地礦產儲備中心

    在新時代的歷史起點上回望過去,我們不僅為燦爛的5000年中華文明和中國傳統文化所驕傲,而且為中國共產黨近百年革命文化和改革創新精神所折服,為新中國建國70年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自豪。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自豪地說:“站立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土地上,吸吮著中華民族漫長奮斗積累的文化養分,擁有13億中國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們走自己的路,具有無比廣闊的舞臺,具有無比深厚的歷史底蘊,具有無比強大的前進定力。中國人民應該有這個信心,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有這個信心。”新時代文化自信的根基,源于對5000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因的傳承;新時代文化自信的動力,來自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文化、社會主義革命文化和改革創新精神的勝利實踐;新時代文化自信的愿景,升騰于新中國70年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展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共同構成了新時代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歷史底蘊。

  一、新時代文化自信源于5000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因的傳承

  新時代文化自信首先源于5000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因的傳承。文化基因是傳統文化的載體,傳統文化通過文化基因得以留存和傳衍,并在新的時空中煥發新的生命力;文化基因的組合構成文化傳統,文化傳統是文化基因的喚醒與復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講道:“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中華傳統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從文化意識的萌生發端,經歷了文化元素的衍生,文化差異、文化沖突和文化認同,文化形態的進化,文化遺產的傳承等過程,經過幾千年文化積淀,遂成強勁的中華文化基因。文化基因融滲于文化的各個層面。在物質文化上,表現為居住、飲食、服飾等方面的固化的文化符號;在精神文化上,與風俗、禮儀、宗教、文學、藝術、制度、法律等緊密聯系,形成獨具中華特色的文化形式;在最深層的思想觀念上,體現為哲理式的世界觀、價值觀和倫理觀。

  中華傳統文化肇始于炎黃時代的根祖文化和龍文化。圖騰的出現,標志著文化意識的萌生。龍,是華夏始祖創造的文化圖騰符號,是華夏大地氏族部落眾多圖騰的代表。龍圖騰表達出中華民族擁有崇高的品格和遠大的理想。群經之首的《易經》中有“龍躍于淵”“見龍在田”“飛龍在天”的記載。聞一多在他的名篇《伏羲考》中說:龍這種圖騰,“是只存在于圖騰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種虛擬的生物,因為它是由許多不同的圖騰糅合成的一種綜合體”;是“蛇圖騰兼并與同化了許多弱小單位的結果”。龍文化的精神由三個基因片段組成:其一是融合精神,它體現了中華始祖天人合一、陰陽交合、厚德載物、萬物化育的觀念;其二是進取精神,它展現了中華先賢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知常達變、奮發開拓的習慣;其三是奉獻精神,它彰顯了中華祖先心懷天下、德濟蒼生、除苦得樂、福澤子孫的胸懷。伴隨著文化意識的初萌,各種文化元素逐漸誕生,并在文化基因的傳承控制下衍生為豐富燦爛的各種文化。

  自夏商周三代宗法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家國天下的政治秩序得以建立,堯舜禹時代的禪讓制和原始民主風范,也逐漸被封建宗法等級制度和封建禮教所取代,陰陽五行學說盛行;及至春秋戰國,禮崩樂壞,百家爭鳴,迎來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思想文化繁榮鼎盛的時代,這一時期被贊為“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秦漢隋唐時期,國家統一、民族融合營造了中華文化繁榮發展的良好氛圍,以漢族為主的多民族和睦并存的中華民族大家庭初步構建,以儒學為核心的儒釋道多元文化體系逐漸成型,以中央集權為特征的封建等級制度管理體系日趨完善,獨特的漢字文化系統促進了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向海外傳播,四方來朝的漢唐盛世鑄就了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巔峰地位;宋元明清各代,在理學哲學、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文化典籍、兼收西學等方面都有不少建樹,博大精深的文獻典籍為中華文明提供了重要內容,經史子集,汗牛充棟。這個崇尚和合的大河流域滋養下的農耕文明國家,以克制與隱忍的民族性格,走上了一條以夏化夷、協和萬邦的道路,具有“天下國家”的風范。

  站在歷史角度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本走向呈現出“在堅守本根中走向現代”的總趨勢;其獨特創造在于以“獨特的歷史命運滋潤獨特的人文情懷”、以“獨特的基本國情涵養獨特的文化基因”、以“獨特的發展道路鑄就獨特的文化范式”;(許俊:《中國人的根與魂》,人民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16年版,第96-110頁)其價值理念在于昭示“天下為公,求索大同”的政治抱負,在于“精忠報國,何惜百死”的報國情懷,在于“持節不屈,臨難不避”的浩然正氣,在于“舍身忘家,慷慨赴難”的獻身精神,在于“內圣外王,修己安人”的修道理想;其鮮明特色在于“民胞物與,禮義為根”的民族性,在于“自強不息,惟志惟勤”的堅韌性,在于“厚德載物,有容乃大”的包容性,在于“格物致知,經世致用”的崇實性,在于“因革損益,延續有序”的傳承性。毋庸置疑,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新時代文化自信留存了割舍不斷的優秀文化基因,為新時代文化自信提供了理論上的可能性。但僅僅于此還是不夠的,文化自信還需要現實的實踐來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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